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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發酵得比我想象中還要快。
第二天，“年度最狠心父親”登上了所有本地新聞的頭條。
視頻裏，周允城哭暈在法院門口。
輿論一邊倒地對我進行討伐。
我開在老城區的那家小的面館，被人用紅色的油漆潑滿了“狼心狗肺”、“不得好死”的字樣。
卷簾門被人踹得凹進去一大塊，門縫裏塞滿了垃圾和動物的屍體。
房東一大早就打來電話，語氣很差，讓我趕緊滾，別連累他的房子被人燒了。
我默默地掛了電話，開始收拾東西。
其實也沒什麼好收拾的。
這個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裏，除了幾件舊衣服，就是周允城從小到大用過的東西。
他考上重點高中的獎狀，他第一次參加鋼琴比賽的獲獎證書，他畫的第一幅畫，用一個歪歪扭扭的相框裱着。
這些東西，他搬去學校宿舍的時候，一樣都沒帶走。
他說，嫌丟人。
我把那幅畫小心翼翼地取下來，用報紙包好，放進我的帆布包裏。
手機嗡嗡地響個不停，全是陌生號碼的辱罵短信和騷擾電話。
我劃開一條，上面寫着：“你這種垃圾怎麼不去死？生了孩子不認，你配做人嗎？”
我面無表情地刪掉，關機。
傍晚的時候，門被敲響了。
我以爲是房東來趕人，打開門，卻看到一個戴着鴨舌帽的年輕男人，手裏拿着相機。
是個記者。
“蔣先生，我是《城市前沿》的記者，我想......”
我沒等他說完，直接關上了門。
門外的人鍥而不舍：“蔣先生，我們只想了解真相！周允城說您從小就虐待他，讓他吃不飽穿不暖，這是真的嗎？”
“他說您爲了省錢，在他發高燒的時候都不讓他去醫院，是真的嗎？”
“您爲什麼不願意回應？是心虛嗎？”
我靠在門後，聽着門外一句句的質問，心髒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緊緊攥住。
虐待他？
我笑了。
爲了讓他能上最好的輔導班，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四點去早市給人卸貨，白天開面館，晚上去餐廳刷盤子。
有一次我累得在後廚睡着了，手插進了滾燙的湯鍋裏，到現在，手背上還有一道猙獰的疤。
爲了給他買那架他夢寐以求的鋼琴，我賣掉了我媽留給我唯一的遺物，一個金手鐲。
他說他發高燒我不讓他去醫院。
是，那天我確實沒讓他去。
因爲那天晚上，我也燒得快要昏死過去，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。我讓他幫我倒杯水，他卻站在床邊，居高臨下地看着我，冷冷地說：“你怎麼還不死？死了我就解脫了。”
門外的記者還在喋喋不休。
我緩緩地滑坐在地上，把頭埋進膝蓋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