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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衍的威脅並沒有讓我害怕,反而讓我更加清醒。
我開始拼命回憶車禍前後的每一個細節,試圖從混亂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。
爲什麼一向謹慎的周衍,會選擇那條導航上明確標注“施工危險”的偏僻小路?
爲什麼出發前一天,他非要拉着我去他表哥的修車廠,給上個月才做完保養的車“再檢查檢查”?
爲什麼車禍發生時,巨大的撞擊力精準地作用在我這一側的車門,而駕駛座的他,卻只是受了點皮外傷,連安全氣囊都沒彈出來?
一個個疑點,像拼圖一樣,在我腦海裏慢慢拼接。
一個可怕的念頭,讓我渾身冰冷。
這根本不是一場意外。
這是一場蓄意的謀殺。
目標,就是我。
而他的母親,不過是這場謀殺中,一個他沒預料到的意外,一個倒黴的“附帶傷害”。
想通了這一點,他在手術室門口那句“救我媽”,就有了全新的、更惡毒的解釋。
他不是在選擇救誰。
他是在權衡,在他計劃失敗後,哪一個活下來,對他更有利。
一個是他本就想除掉的、並且會分走他財產的妻子。
另一個,是老家有巨額拆遷款的母親。
這道選擇題,對他來說,從來都不難。
我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直沖天靈蓋,連血液都快要被凍僵。
我看着自己手背上的輸液針頭,看着窗外明媚的陽光,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,自己是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
而親手把我推向那裏的,是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丈夫。
我拿起手機,顫抖的手指劃開屏幕,找到了那個我以爲永遠不會撥打的號碼。
電話接通了。
“喂,張律師嗎?”
我的聲音很平靜,平靜到我自己都覺得可怕。
“我要離婚。”
“還有,我要告我丈夫,周衍。”
“告他,蓄意謀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