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沒再理會客廳裏那對震驚到失語的母子，轉身走進了書房。
“砰”的一聲，我反鎖了門，將他們的世界與我隔絕。
書房裏很安靜，只有我的呼吸聲。
我走到書桌前，拉開最下面那個上了鎖的抽屜。
鑰匙轉動的聲音，清脆又沉重。
抽屜裏，沒有珠寶首飾，也沒有私房錢。
只有一個厚厚的文件夾，和十幾本大小不一的賬本。
這是我十八年婚姻的全部證據。
我輕輕撫摸着賬本的封面，指尖傳來微涼的觸感。
回憶如潮水般洶涌而來，帶着鹹澀的、令人窒息的味道。
十八年前，我帶着對婚姻的憧憬嫁給了蔣志明。
婚禮前，我媽拉着我的手，臉上是揮之不去的愁容。
“清清啊，你弟弟要結婚，對方要二十萬彩禮，家裏實在拿不出那麼多錢給你當嫁妝了。”
我那個重男輕女的家，最終只給了我五萬塊彩禮錢，剩下的，讓我自己想辦法。
蔣志明知道後，眼珠子一轉，提出了一個“時髦”的建議。
“清清，現在都什麼年代了，講究男女平等，不如我們搞AA制吧。這樣你也不會覺得虧欠我，我也不會覺得占了你便宜，多好。”
那時的我，因爲原生家庭的虧欠，自我價值感低到塵埃裏。
我天真地以爲，AA制是新時代夫妻互相尊重的表現，是我不必依附他的證明。
我點頭了。
這一點頭，就是十八年的噩夢。
婚房的首付，說好是對半。
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積蓄，加上那可憐的五萬彩禮，湊了十五萬。
他也拿了十五萬。
我當時還覺得他通情達理，直到兩年後，我偶然發現，他的工資是我的兩倍。
而房貸，每個月五千，他“大方”地提出，
他出兩千五，我出兩千五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對半。
可房產證上，清清楚楚寫着我們兩個人的名字。
我翻開第一本賬本，上面是我用娟秀的字跡記下的第一筆賬。
“2006年3月15日，物業費1200元，我支付600元，蔣志明支付600元。”
“2006年3月20日，水電燃氣費358.4元，我支付179.2元，蔣志明支付179.2元。”
再往後翻，是密密麻麻的日常開銷。
一袋米，一桶油，甚至是一包抽紙，一瓶洗潔精。
每次去超市，我都像個會計，拿着計算器，
小心翼翼地把屬於“公共”的部分挑出來，然後各自付各自的。
有時候忘了記，回家還要對着購物小票一筆一筆地算。
心力交瘁。
家務，他也提出了AA。
他說：“既然經濟上AA，那家務也應該AA。你做飯，我就洗碗。”
聽起來很公平，對嗎？
可事實是，我每天下班累得半死，還要沖進廚房，爲他準備三菜一湯。
而他，吃完飯，把碗往水池裏一扔，就躺在沙發上玩手機。
等我催促他去洗碗，他總是有借口。
“等一下，我這局遊戲馬上就打完了。”
“今天太累了，明天一起洗吧。”
“哎呀，不就幾個碗嗎，你順手洗了不就行了，那麼計較幹什麼？”
最終，水池裏的碗越堆越高，散發出餿味，
還是我看不下去，默默地戴上手套，一個個洗幹淨。
十八年來，他洗碗的次數，一個巴掌都數得過來。
我翻到賬本中間，看到了一張被淚水浸泡過、字跡有些模糊的醫院收據。
那是五年前，我因爲急性闌尾炎住院。
手術那天，他象征性地在醫院待了兩個小時，
接到他媽的電話，說家裏燈泡壞了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我一個人躺在病床上，按着止痛泵，看着天花板，眼淚無聲地流淌。
出院結賬，他拿出手機，準備給我轉一半的醫藥費。
我看着他，心涼到了底。
“顧清，這醫藥費屬於個人開銷，按理說應該你自己出。不過我們是夫妻，我幫你承擔一半吧。”
我沒要他的錢。
我用自己的醫保報銷了大部分，剩下的，用我自己的積蓄付了。
我只是覺得可笑。
夫妻一場，連生病住院的費用，都要算得這麼清楚。
這哪裏是夫妻？這分明就是最冷漠的搭夥夥伴。
我也曾試圖溝通。
可每次我提起AA制的不公，提起他推諉的家務，他總是那幾句話。
“你娘家不就是這樣對你的嗎？你不是早就習慣了嗎？”
“顧清，你一個年薪百萬的經理，怎麼還爲這點小錢斤斤計較？能不能大度一點？”
“我們是夫妻，算那麼清楚有意思嗎？你這是不信任我！”
他用我原生家庭的痛來刺我，用道德來綁架我，用指責來搪塞我。
我漸漸地，不再說了。
我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，都變成了工作的動力。
我拼命工作，升職加薪，我以爲只要我足夠強大，就能堵住所有人的嘴，就能贏得他的尊重。
我錯了。
我的強大，在他眼裏，成了他心安理得享受的資本。
他開始變本加厲。
家族聚會，他會炫耀我年薪百萬，卻在我給他父母買貴重禮物時，悄悄對我說：
“這錢你先墊上，回頭我轉你一半。”
可他從來沒轉過。
那些蔣家的親戚，一邊吃着我買的昂貴水果，一邊用鄙夷的眼神看我，
仿佛我是一個靠着蔣志明才能活下去的高攀女。
而我的丈夫，蔣志明，從未爲我說過一句話。
他默認了這一切。
我翻到賬本的最後一頁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，是我昨天晚上寫下的。
“忍無可忍，無需再忍。”
筆尖劃破了紙張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。
我合上賬本，眼中的痛楚被一股堅不可摧的銳利所取代。
這十八年的賬，每一筆，都浸透了我的血和淚。
蔣志明，王麗，你們以爲我是沖動行事？
不。
我等這一天，已經等了太久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