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在使館住了一晚。
這一晚，許安然睡得很沉，但腦子沒停。夢裏反復演練着陳衛國教的那些話術、步驟、可能遇到的刁難和應對方法。醒來時，天剛亮，她卻覺得比睡足十個小時還要清醒。
吃過早飯，她向陳衛國道別。
“都記清楚了？”陳衛國送她到使館側門，不放心地又問了一遍。
“記清楚了。”許安然點頭，“廢舊金屬工藝品，教學演示模型，損壞無法使用，按廢鐵價申報，分開包裝，態度自然。”
陳衛國笑了：“行，你這腦子，比很多跑慣了的倒爺還靈光。”他頓了頓，壓低聲音，“車皮我幫你問到了，後天晚上，走滿洲裏口岸。是一家國企貿易公司回程的空車皮，帶點私貨沒問題，費用我談好了，按最低價。你明天把東西送到這個地址。”
他遞過來一張紙條，上面是一個倉庫地址和聯系人。
“到了就說我的名字。他們會幫你裝箱，貼標，辦臨時托運手續。剩下的，就看你自己過關了。”
許安然接過紙條，用力握了握：“陳同志，大恩不言謝。”
“別說這個。”陳衛國擺擺手，神情認真起來，“最後提醒你一句，從使館出去，到把東西送上火車之前，是最危險的時候。孫二狗的人肯定還在找你。千萬小心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許安然背起那個依舊鼓囊的挎包，裏面是重新包裹好的伺服電機。她最後看了一眼使館院子裏飄揚的國旗，轉身，匯入清晨莫斯科稀疏的人流。
她沒有直接去紙條上的倉庫。而是先去了陳衛國提過的、離使館不算太遠的一個跳蚤市場。
市場在一個廢棄工廠的空地上，露天，積雪被踩得泥濘不堪。攤位雜亂，賣什麼的都有：舊衣服、鍋碗瓢盆、書籍、勳章、破樂器、甚至還有不知道真假的古董。攤主大多是面容愁苦的俄羅斯老人，裹着厚重的衣物，在寒風裏縮着脖子。顧客裏則混雜着當地人、東歐面孔，以及不少像許安然一樣、眼神裏透着精明和警惕的中國倒爺。
空氣裏彌漫着舊物的黴味、劣質煙草味和煎油脂的味道。
許安然小心地避開人流，目光快速掃過一個個攤位。她需要“道具”——一些看起來廉價、不起眼，又能合理容納電機零件的舊東西。
她在一個賣舊玩具的攤位前停下。
攤主是個缺了顆門牙的老太太，面前鋪着一塊髒兮兮的毯子，上面堆滿了鐵皮火車、發條青蛙、掉漆的套娃、塑料士兵，還有幾個髒得看不出本色的毛絨玩具。都是些蘇聯時期的兒童玩具，陳舊，破損，蒙着厚厚的灰塵。
許安然蹲下來，裝作隨意翻看。
集中精神，快速掃過。
視野裏，大部分玩具都籠罩在灰蒙蒙的光暈中，是真正的垃圾。但其中幾件，比如一個鐵皮火車的車頭（綠光，結構還完整），一套顏色還算鮮豔的套娃（微弱綠光），泛着淡淡的、代表“尚可使用”或“有基本價值”的光。
這些正合適。
她挑了一個最大的鐵皮火車頭（車體中空），一套中號的套娃（可以拆開），還有一個破損的、用來裝玩具的舊紙箱。
“多少錢？”她用簡單的俄語問。
老太太伸出三根手指，又彎下一根：“兩百盧布。”
許安然搖頭，指指玩具上的污垢和破損，伸出兩根手指：“一百。”
老太太嘰裏咕嚕說了幾句，大概是不滿，但看許安然要走，趕緊點頭：“一百五！拿走！”
許安然數出一百五十盧布遞過去。老太太接過錢，看都沒看就塞進懷裏，把玩具和紙箱胡亂推給她。
抱着這堆“破爛”，許安然離開跳蚤市場，找了個僻靜的背風處。
她拆開那套套娃，最小的只有拇指大，最大的像個小南瓜。又打開鐵皮火車頭，裏面是空的，空間正好。
然後，她打開自己的挎包，露出被床單包裹的伺服電機。
拆解的過程需要極其小心。她沒有專業工具，只能依靠那把小改錐和有限的技巧。好在之前已經卸過一次外殼，螺絲雖然勉強擰回，但不算太緊。
她花了將近一個小時，在冰冷的牆角，一點點將電機拆解成幾個主要部分：外殼（最沉）、線圈組、磁鋼和軸承組件、控制線路板（用防潮油脂包裹着，單獨取出）。
拆下來的零件，她用工人的油污布（從旅店順的）再次擦拭，抹上一點從跳蚤市場順手買的、最便宜的防鏽膏（更像油脂），讓它們看起來更像是廢舊零件，而非精心保養的精密部件。
然後，開始僞裝。
線圈組用舊報紙包好，塞進最大的套娃肚子裏，周圍塞滿碎布條固定。
磁鋼和軸承組件，用更多的油污布包裹，塞進鐵皮火車頭，上下用硬紙板卡住，防止晃動發出異響。
最麻煩的是控制線路板。體積不大，但最精密。她找到一個裝過藥片的、帶泡沫內襯的小塑料盒，把線路板放進去，用泡沫壓緊，然後塞進中等大小的套娃裏。
至於最沉重、也最顯眼的外殼，她直接放回舊挎包，用剩下的破床單和幾件舊衣服裹住，看起來就像一堆沉重的金屬廢料。
最後，她把裝好“零件”的套娃和火車頭，連同其他幾個沒動過的、更破舊的玩具，一起放進那個髒兮兮的紙箱。紙箱裏還扔了幾張舊俄文報紙、一些彩色的碎塑料片作爲填充。
完成這一切，她仔細檢查了一遍。
從外表看，這就是一箱再普通不過的、從跳蚤市場淘來的、準備帶回國哄小孩或者當擺設的舊蘇聯玩具。毫不起眼。
除非有人把玩具拆開，否則絕對想不到裏面藏着什麼。
胃裏傳來熟悉的抽搐感。剛才集中精神拆解僞裝，又消耗了能量。她剝開昨天陳衛國給她的一塊水果糖（使館食堂拿的），含進嘴裏。甜味讓她稍微振作。
下午，她按照紙條上的地址，找到了那個倉庫。
位於城郊結合部，是個不大的私人倉庫，看門的是個沉默的中國中年男人，叫老吳。看了陳衛國的紙條，又打量了一下許安然和她的“玩具箱”及挎包，沒多問，只是點點頭。
“東西放這兒，明天晚上裝車。車皮號、封籤號，後天早上來拿單據。”老吳說話簡短，帶着濃重的山東口音，“運費，陳幹事交代了，按最低算。二百盧布。”
許安然交了錢，看着老吳把她的“玩具箱”和挎包單獨放進一個小隔間，鎖好。心裏稍微踏實了一點。
第二天，她沒再出去，在城裏一家更便宜的小旅店窩了一天，反復背誦報關流程和俄語應對。
第三天清晨，她早早來到倉庫。老吳把一張提貨單和幾張蓋好章的空白報關單（已填好基本信息）交給她。
“車今晚發。你下午自己去海關辦手續，辦好後把報關單副本送回這裏，我們貼到貨箱上。”老吳頓了頓，難得多說了兩句，“小姑娘，陳幹事特意囑咐照顧你。海關那邊……機靈點。”
“我知道，謝謝吳叔。”
下午，莫斯科某海關申報大廳。
大廳裏嘈雜混亂，充斥着各種語言和焦躁的情緒。長長的隊伍，面色疲憊或不耐煩的旅客，穿着制服、神情冷漠的蘇聯海關官員。
空氣混濁，光線昏暗。
許安然抱着那個“玩具箱”，挎包裏是電機外殼，排在了隊伍末尾。心跳得有些快，但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平靜，甚至有點呆愣——一個帶着破玩具回國的、沒啥見識的年輕女孩。
隊伍緩慢移動。她能聽到前面不時傳來的爭吵聲、哀求聲，官員粗暴的呵斥，以及行李被粗暴翻檢的聲響。
輪到她了。
窗口後面是個四十多歲、臉頰瘦削、眼袋深重的男官員。他頭也不抬，伸出一只手。
許安然把護照、車票、以及填好的報關單遞進去。
官員瞥了一眼報關單：“帶的什麼？”
“舊玩具。個人收藏。”許安然用生硬的俄語回答，把“玩具箱”往窗口台面上放了放。
官員終於抬起頭，隔着玻璃看了看那個髒兮兮的紙箱，又看了看許安然樸素甚至寒酸的衣着，臉上露出明顯的不耐煩。他隨手扯過一張查驗單，劃拉了幾下：“打開，檢查。”
許安然把紙箱抱到旁邊的查驗台，拆開膠帶。
一股舊物特有的黴味散出來。
官員捂着鼻子走過來，用一根短棍隨意地撥弄着裏面的東西：掉漆的套娃、破損的鐵皮火車、幾個髒兮兮的塑料娃娃、碎報紙……
他拿起那個最大的套娃，晃了晃，聽到裏面輕微的、像是碎布填充物的窸窣聲，沒什麼興趣，又扔了回去。鐵皮火車頭他拎起來看了看底部，鏽跡斑斑，也扔回箱子裏。
檢查了不到一分鍾，他就失去了耐心。
“這種垃圾帶回去幹什麼？”他嘟囔着，回到窗口，拿起印章就要往報關單上蓋。
就在這時，他像是忽然想起什麼，動作停住了。目光再次投向許安然，在她臉上和那個舊挎包上掃了掃，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敲。
許安然心髒一緊。
她看到官員眼神裏那種熟悉的、公事公辦掩蓋下的貪婪。
她深吸一口氣，像是忽然想起什麼，慌忙翻開護照，從裏面“不小心”掉出幾張折好的、面額一百的盧布鈔票（黑市價約等於一毛錢人民幣），正好落在窗口內側的台面上。
官員眼皮都沒動，手卻極其自然地、快如閃電般將那幾張盧布掃進抽屜裏。
然後，他拿起印章，啪地一聲，蓋在了報關單上。
“下一個！”他頭也不抬地喊道。
許安然趕緊收拾好東西，抱起紙箱，正要離開。
窗口旁邊的電話突然響了。
官員不耐煩地接起來：“喂？……誰？……哦，是……”他聽着電話，目光不由自主地飄向正在快步離開的許安然，眼神裏閃過一絲訝異，隨即變成一種微妙的、夾雜着疑惑和“果然如此”的神色。
電話很快掛斷。
官員再沒看許安然一眼，只是對着後面排隊的人喊：“快點！磨蹭什麼！”
許安然抱着紙箱，幾乎是小跑着沖出海關大廳。冰冷的空氣灌入肺裏，她才敢大口喘氣。
後背，已經被冷汗浸溼了。
她回頭看了一眼海關大樓灰暗沉重的輪廓。
剛才那個電話……是陳衛國安排的嗎？
